Commemorating Zhang Yijing (1871-1931) on the Centennial of the Anti-Christian Movement
王弟兄 / 2022-08-12
非基督教运动（非基运动）的简述和影响
本次非基运动起始于1922年，延续于整个1920年代，深远影响了中国社会，其思想根源于现代国家主义、唯科学主义思想(scientism)、无神论思想、和进化论等。
非基运动的先兆。实际上，少年中国学会在1921年就出了三期宗教刊，讨论中国是否需要宗教，前两期尚包含对宗教持支持态度者的文章，而第三期就一边倒地反宗教。1921年，《梧州救国日报》就已经开始在大肆诋毁基督教了。
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索是两本书和一个会议。伯顿（Burton）的《中国的基督教教育》（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），报告了新教在华十三所学院和大学的状况，并建议扩大在华的基督教高等教育，这引起了许多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反感。几周后，中华续行委办会（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）出版了《中华归主》（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），对新教在华事业进行了统计和分析。这激怒了许多中国人，认定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。1922年4月1日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(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)要借用清华大学校园开年会，这引起了进一步的反感。
非基运动中有三大组织起了主导作用。先是1922年3月9日，上海学生成立了 “非基督教学生同盟”（Anti-Christian Student Federation ）和3月11日，在北京成立了 “非宗教大同盟”（Anti-Religion Alliance），后是1924年8月13日在广州成立的 “非基督教同盟 “（Anti-Christian Society ）。
非基运动的几个催化剂，唯科学主义在1923-1924的科玄论战中胜出，确立了其在中国思想界中的领导地位，1925年的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激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。
参与者从最初教育界的学者和学生，逐步扩大到政治界和其他阶层，当时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报纸刊物，以及国共两党许多重要人士都持反教立场。
非基运动的烈度也逐渐升级。最初是和平的学术探讨，后是语言暴力，再后是游行、传单、集会、演说、罢课、占据教堂学校医院、殴打牧师传道人和驱赶传教士。
1927在国共破裂以及蒋介石皈依基督教之后，大规模的反教运动才逐渐平息，但小规模的反教声浪一直绵延。
非基运动对教会有巨大的影响，当时的直接影响有：华人信徒与国外宣教差会划清界限、本色化运动、三自运动兴起、收回教育权、取消宗教教育、传教士骤减；长远的影响包括：之后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主体皆持反教立场。
这次的非基运动给中国教会留下了许多的值得思考的地方，很多的牧者和学者都在总结经验教训，而本文则专注于纪念《真光》的主编张亦镜。
张亦镜与非基运动
在1922到1927中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和出版物都加入了非基督教运动，对基督教进行惊涛骇浪般的攻击。面对这猛烈的风暴，绝大多数基督徒保持沉默，而身为《真光》主编的张亦镜是少数对非基督教运动进行直面回应的基督徒之一。
1921，当《梧州救国日报》诋毁教会时，张亦镜就出版了《纠谬新编》一书，对其进行驳斥。1922，为了回应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和非宗教大同盟，他又出版了两期特刊，即《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》和《续 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》，销量超过5万册。
《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》在出版的第一个月内就卖出了两万多册，并在当月重印，这在当时中国的基督教刊物中是从来没有过的。后来这两期特刊合并为一本书，名为《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全编》。
此书引起反基督教人士的关注。1922年，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成员国华写信给张亦镜，要张把此书免费送几十册给他们的会员。信中，他引用张的话语揶揄道：“你们所出版的《批评…汇刊》里面这些大著我拜读过了。你们的态度真光明，真有学者讨论学理的态度，真不是‘一味横蛮’、‘一点道理都没有’、‘徒然闹笑话’…”。[1]
由于李石曾、汪精卫等反基督教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充满了要对基督教会 “廓清”、”扫除”、”歼灭”、”讨伐”、”宣战 “等挑衅性和煽动性的字眼。这使得张亦镜深切担心一些脾气暴躁的人受到挑唆后，可能会诉诸暴力，重演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灾难。[2]
所以当1924年非基运动发起新一波更猛烈的进攻时，对此张亦镜仍然积极回应挑战，除了写文章和评论外，1924年他还写了《民十三之剧烈反基督教运动记评》和《最近反基督教纪评》。
而非基督教同盟的成员也高度关注《真光》的反应。[3] 1925年，一位名叫郭济川的基督徒留意到，在他的基督徒朋友（他指的是张亦镜和另外几位基督徒作者）的敲打下，反基督教者的气焰受挫，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随意、无理地诋毁基督教了。[4]
几乎当时所有的反教名人都受到张亦镜的批评，如汪精卫、朱执信、蔡元培、李大钊、陈独秀、沈玄庐、恽代英、廖仲恺、胡适、江绍远，王行恭，李达，周太玄，戴季陶，何觉甫，缪凤林，余家菊，和李春蕃等。
真光的销售经理曾郁根问张亦镜是否意识到他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，他说：“我对张先生说，某某为政府中人（很可能曾指的是汪精卫），且握大权柄的，你驳斥他体无完肤，不怕他拿你去吗？亦镜先生说：我是预备留血的，我不怕他。”[5]
当时的景况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副图画：一个几乎是单枪匹马的人勇敢地冲向敌方的数百万大军，其情景让人想起唐吉诃德冲向风车、大卫冲向歌利亚、或守住大麦田扭转战局的勇士以利亚撒（代上11:14）。据姜建邦说，张亦镜是当时唯一有勇气和能力与反基督教运动作斗争的人。[6]
在徐宝谦看来，[7] 那是非常关键的时刻，当整个教会在反基督教者的攻击下都保持沉默时，很多普通信徒气馁沮丧、灵命受阻。然而，张亦镜的工作让所有的中国信徒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，尽管未能让所有反教者都闭嘴。
张亦镜与反非督教运动的论战方面的卫道作品，总字数超过一百多万字，所以许多人认为他是中国教会中最积极、最有力的卫道家。在他的领导下，《真光》成了当时教会中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之一，而他本人也因以笔卫道而闻名遐迩。[8]
张的另外两场重要论战
按时间顺序来看，张第一场大论战是与孔教会的笔战。孔教会于1913和1917两次努力要立孔教为国教，张亦镜积极与之论战，1913年，张亦镜著《驳陈焕章等请定儒教为国教呈文》；1914年，又写了《读陈焕章博士孔教讲义辩谬》。1919年，这两本书被编入《驳陈焕章博士说教之谬》。
1917，位于香港的儒教会以《国是报》为阵地，大谈立儒教为国教的必要性，并猛烈抨击基督教。在香港多个教派邀请下，张亦镜以《大光报》为阵地，凭着其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精湛知识，与《国是报》展开了一场大笔战。
三十天内，《国是报》三易其主笔，分别用了菱花、餐霞、澄父的笔名，但仍难逃被打得哑口无言的命运。香港诸教派为此庆贺，并将双方的论点汇编成册，命名《大光破暗集》。
卢丹林认为，[9] 张亦镜第一次对孔教会的笔战，其意义可以媲美于清末《民报》对《新民从报》的胜利，[10] 第二次对非基运动的直接回应，其意义可用1916年 “护国军”为 “中华民国”起义来理解。[11]
张亦镜的第三场论战当属他与其他信徒一起积极参加了科玄论战（1923-24）。今日之中国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基督徒曾参与这场辩论。1923年，王治心号召金陵神学院的学生，[12] 对高举科学、贬损宗教的吴稚晖作出回应。[13] 张亦镜对此积极响应，专门征集《批评吴稚晖先生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》的文章，1924年第一期的《真光》就是此类文章的专集。
也许《真光》作为教会刊物，或许其声音太弱小，从而没有被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到，也或许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选择科学，从而鄙视其声音。最后的结果是，对科学的信仰不但成为中国文化中的新元素，并且成了一股主导力量，而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形而上学则被描绘成落后、抽象、迷信、和不科学的。人们甚至于忘记了基督徒在这场重要论战中的参与和贡献。
张的身世和性情
张亦镜原名张文开，字鉴如,亦镜是他最为人知的笔名。祖籍广东潮州丰顺县，出生在广西省钟山县黄宝村，1931年12月10日在该村去世归入主怀。张自小受儒家教育，成为乡村儒家教师。后遇广州来的三个华人传道人，1892年皈依基督，曾在广州五仙西浸信会教堂楼上纪好弼（Rosewell H Graves）所办的四季查经班里学习了三个月。在1899年，张在香港为《中国郇报》做记者，1905年加入美华浸信出版社（CBPS）所办《真光》的编辑部，后任主笔达十余年。
张为人性情刚直、侠肝义胆。1900年，两个与其素不相识的父子被诬陷为土匪，即将被处决，张出于同情，到县衙为其鸣冤，被县令当作土匪同伙予以痛打，张在受杖刑时，不断高声怒斥县令昏庸残暴。此事之后，张亦镜在相邻几县赢得了“骂官救民”的美名，张去世后，被他所救的父子二人送来挽联哀悼。
张极具社会正义感，所以批评过总统袁世凯、国会议员赵维熙、广东军阀龙济光、和赵秉钧。龙济光还曾重金悬赏捉拿张亦镜。
张也极具民族自豪感，为此，他曾前后三次辞职，曾在庐山拒绝坐轿子，在青岛拒绝购买日本产品，在上海拒绝乘坐有轨电车等等。
徐宝谦对张的为人极其佩服，称张是“血性男子”。[14]
张亦镜的服侍
张亦镜视自己的侍奉为文字布道。[15] 《真光》 和他自己的使命就是引人归主、灵命建设、和捍卫真道。在《真光丛刊》中，张的作品被分为五类。(1)释经类；(2)卫道类；(3)通常类；(4)考据类；(5)问答类。除了文章和评论外，张亦镜的50多篇作品被单独刊发。有些被重印了六到七次之多。
张的护教文章是他的贡献中最重要的方面，这可以从上面三场有重大影响的论战中看出。由于张亦镜认为自己和《真光》的使命是卫教，他就不得不对抗许多人，特别是那些反教之人。用徐宝谦的话说，张亦镜之所以要与之相论战，并非是因为他喜欢争论，而是出于一种责任感，他别无旁贷。陆丹林说，张亦镜配得上“铁肩担道义, 辣手著文章”这个称号。[16]
在引人归主方面，张亦镜竭力在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及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寻找结合点。他不仅论及基督教与中国主要传统体系之间的关系，如儒释道墨、穆斯林、和民间宗教，而且还涉及到现代意识形态如国家主义和唯科学主义（张亦镜称之为 “科学上地迷信”）。仅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21日期间，他编写的《要道五答》就售出了十多万册。
灵命建设方面，他写了许多解释圣经的文章，并讨论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。
姜建邦评论他时说，[17] 在浸信会来华的头一百年里，张亦镜是其中收获最丰富的工人。[18]
结语
今年是非基运动发生一百周年，在此之际，我们特意写此文来纪念张亦镜老前辈，感谢他为中国教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。他已与主相聚，有一天我们会与他相见。他在地上时，忠心侍主，其成就可谓辉煌。他的影响不仅是在一百年前，他的经历、思想、和作品对今日仍然极具启示作用，因为一百年前的国家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等等思潮，今日还是大陆的主流思想。
[1] 张亦镜, “一封自非基督教同盟来的信 附复,” 真光 21, no. 10–11 (1922): 104–5.
[2] 张亦镜Z, “纠正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言论之谬误 – 总论,” 真光 21, no. 8-9 (1922): 11.
[3] 薛秉阳, “我忏悔经过的一封信,” 真光 21, no. 8-9 (1922): 98.
[4] 郭济川, “创世记第一章的记载果与科学不合吗?,”真光 24, no. 2 (1925): 13.
[5] 曾郁根, “二十五年来两广浸信会概观,” 真光 26, no. 6 (1927): 33.
[6] 姜建邦, “张亦镜先生的著作,” 真光 40, no. 12 (1941): 12–13.
[7] 徐宝谦, “为张亦镜先生纪念号写,” 真光 40, no. 12 (1941): 6.
[8] “浸会文字布道的健将:张亦镜先生,” 宣道声 3, no. 1 (1940): 19.
[9] 陆丹林 (1897–1972) ，著名作家、编辑、书法家和思想家。曾任多种刊物的编辑，如大光报, 道路月刊, 逸经, 大风等. 陆在1911年前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。1948年，当选上海作协理事。
[10] 1906, 同盟会革命党的喉舌民报与梁启超保皇党的新民从报辩论。
[11] 陆丹林, “序言,” in (1928), 真光丛刊, ed. 张亦镜 (上海: 中华浸会书局, 1927), 5.
[12] 王治心, (1881–1968)，重要基督徒领袖。1900归主。1911后担任上海兴华报主编. 1921, 担任南京金陵神学院哲学教授，和金陵神学志的编辑。1926，任文社月刊编辑。
[13] 王治心, 神学志, 1923, 10, no. 1, Cited in 杨程, “批评吴稚晖先生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, 附图表),” 真光 24, no. 1 (1925): 2.
[14] 徐宝谦, “为张亦镜先生纪念号写,”真光 40, no. 12 (1941): 6.
[15] 张亦镜, “驳抄太炎无神论之非宗教文,” in (1928),真光丛刊, Part 2:辩道文, ed. 张亦镜 (上海: 中华浸会书局, 1920), 224.
[16] 陆丹林, “序言,” 6.
[17] 姜建邦写的两本书：《圣诗史话》和《国文趣味》。
[18] 姜建邦, “张亦镜先生的著作,” 真光 40, no. 12 (1941): 15.